加入WTO与促进我国经济的战略性转型
发布时间: 2001-04-07                                                                          访问次数: 987

(中宏网  2001/04/04)

  文/张燕生

  尽管我国加入WTO的进程仍有障碍,但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协议,大大推动了这个进程。加入WTO后,从长期看,利明显大于弊,最大的“利”是将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性转型,应该从这个战略高度认识加入WTO的必要性。

  一、全球化与加入WTO

  目前,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各国相继取消或放松对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领域国际流动的管制,各国间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加速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带来了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新一轮的全球资源、市场、人才、技术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将决定21世纪初世界各国的地位。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能取得未来的发展优势。在近现代历史上,美国和德国抓住了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比较开放的黄金时期,由后进国成为世界强国,迫使英国让出了世界领先地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抓住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比较开放的黄金时期,分别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及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经济增长的环境将有很明显的变化。一是全球市场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个进程中,无疑充满着曲折、反复和风险,但不去适应这种趋势,未来就没有出路。二是信息技术革命将推动21世纪初的世界技术进步和重大突破,对人类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将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融入其中,加快学习和引进速度,才可能缩小技术和经济增长差距。三是企业组织的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之间的强强购并与合作,将形成全球性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寡头垄断优势,从而拉大了全球强弱和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小企业通过体制和技术创新,取得核心竞争优势,在新领域迅速成长为全球性企业,从而替代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垄断。这种全球性集中和分散并存的两大趋势,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积极参与全球专业化经营和服务链条,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取得后发竞争优势,才可能改变全球跨国公司的垄断力和领先地位。四是高增值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结构调整和经济的战略性转型,以取得最佳的国际竞争位置。
  我国加入WTO,就是要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抓住全球化、技术进步和企业组织调整的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的比较竞争优势,动员一切可利用的积极因素,趋利避害,在开放和改革中实现我国经济的战略性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入WTO,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一个攻坚阶段,要真正解决现存的各种“体制瓶颈”,改变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扭曲,就必须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体制和机制。这个体制转型的新基准,不仅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还符合新时期建立比较完善、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应对世界性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挑战的需要,只有完成全面的体制创新和转型,加入WTO的长期增长效果才可能真正显示出来。第二,加入WTO,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在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第三,加入WTO,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外来竞争压力下,学习和吸收世界最新创新成果,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改善供给结构,并形成创造新需求结构的能力。只有面对外部竞争压力,在竞争中形成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开放中增强企业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在发展中掌握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才能获得长期增长的实力。

  二、加入WTO与外部冲击

  加入WTO后,面对外来竞争压力,做好适应性调整和准备,是取得长期发展和增长效应的关键。由于降低了外国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门槛,在对外竞争能力不平衡的情况下,无疑会对我国经济带来激烈的外部冲击。
  体制的冲击。国外投资者、贸易商和企业对我国投资和商业环境反映最强烈的是不规范、要素流动不通畅以及非经济因素干预等,这些因素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障碍。而我们进行调整、改革还将有一个过程。因此,加入WTO后,一方面要执行国际规范和WTO规则,另一方面又要逐步调整我国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磨擦和冲突,从而增加了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不稳定。
  进口的冲击。入世后按协议要求我国将逐年降低进口关税和非关税贸易限制,对外贸易体制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开放意味着世界各国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一个大市场,而提高我国的出口能力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进口将较大幅度超过出口,无疑会形成对国内有关行业的冲击。这既有可能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也会减少这些产业的产出和就业。
  投资的冲击。这既包括入世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加对国内企业的冲击,也包括国际游资对我国金融市场和境外融资的冲击。虽然贸易自由化可能在一些领域产生进口替代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减少了中国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但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增长趋势会继续。如果这些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很容易占领中高档品市场并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形成对国内企业的外来投资冲击。如果这些产品进入全球市场,则会扩大中国的出口。但进入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动因。对国际游资而言,虽然近期内我国不会开放资本项目,但贸易自由化增加了资本控制和金融监管的难度,也加大了金融危机的风险。更多的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更加大了外汇风险和资产管理风险。
  预期的冲击。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加入WTO有不同的预期,在信息不对称和调整不同步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持币待购进口品、对新进口品牌的盲目崇拜和攀比等现象,从而增加了对进口品的需求;也可能出现某些单位和个人为减少调整时期的不确定性风险,提前兑换或囤积外汇资产,从而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还可能出现生产者延迟投资决策,盲目升级或进入退出等影响供给的行为。
  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冲击。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加入WTO,会使我们面对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一方面,全球高科技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仍会在技术上实行垄断和封锁,从而很可能形成对我国新兴企业的技术和产业压制。另一方面,在我国企业技术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很可能陷入技术引进依赖和知识产权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对WTO规则的研究,加快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体制创新等,将变得十分重要。只有当我们对WTO规则和国际商业规范比较熟悉,对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政策和新调控手段比较适应,对外来竞争压力有了全面了解并作出合理的反应和对策,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开始起作用,才可能逐步抵消和化解短期的外部冲击。虽然此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但我国企业应对挑战和抵御外来竞争压力的能力也将明显增强,整个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和快速发展的新增长时期。
  三、加入WTO与提高适应和竞争能力

  化解上述外来冲击的核心,是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竞争优势,提高我国经济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实际观察可以发现,越是开放的领域和地区,应对WTO的适应能力越强;越是国内竞争激烈的领域和地区,抵御外来竞争压力的能力越强;越是立足于我国比较竞争优势的领域和地区,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相反,那些不开放和长期受保护的领域和地区却难以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这说明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长期保护和封闭,并不能真正提高我国经济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是保护了落后,拉大了差距。近几年我国的新兴产业,如信息技术企业和高科技公司,很少是靠保护和封闭成长起来的。当然,对一些幼稚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落后地区,无疑需要国家的扶持。但这只是有时限的保护、开放的先后次序的安排以及特殊领域的特殊需要,并不违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要求。
  从尽快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的角度看,以下几点是重要的。
  首先,应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对内的国民待遇。这包括取消国内体制和市场上存在的非国民待遇,调整超国民待遇,最终创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从我国2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市场化改革,包括市场经济“软硬件”体系的建立以及国内企业的适应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高级金融、财务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管理技能的掌握,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从现实出发,这必然是边改革、边调整、边适应的“干中学”过程。
  第二,为减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剧烈不稳定,应逐步根据不同领域的特点和我国企业的竞争力状况,对国内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条件。在传统垄断领域,如金融、保险、能源、电信、信息等行业,可以考虑放宽进入标准,允许国有和民营企业从事这些领域的经营活动,以增加这些领域的竞争强度。在竞争力相对薄弱的农业、零售批发、汽车和装备工业等产业,应尽快培养一批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对手。实施这一步骤,应考虑安排在对外给予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之前的两至三年,要为不同领域设立一个不同期限的适应期。 第三,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与国外跨国公司竞争,光靠“游击队”显然不行,必须要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每个领域至少要培育两三家。总结过去培育中国跨国公司不理想的教训,在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时尽可能不采取“拉郎配”或行政性选择的办法,而是建立和试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选择标准,依靠有权威的中介机构定期进行评估,达标者给予国家扶助性优惠政策,未达标者取消优惠政策,从激励机制上解决企业的责、权、利的对称性问题。
  第四,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这项改革已到了最关键时期,已关系到这些企业未来的生死存亡。从现实看,国内市场竞争强度高的行业,抵御外来竞争压力的能力也强,即使是国有企业,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竞争实力也强。上述竞争力最薄弱的领域,也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行业。对此,要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干预和市场管制,让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第五,积极创造市场竞争环境。从国际比较看,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80年代初期采取的减税、降低市场管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市场竞争强度,提高了供给和劳动的积极性,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流向。二是80年代末采取的增加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投入,改造了传统产业,鼓励了新产业的发展。80年代初以来,美欧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增长业绩有明显差异。国内企业目前反映最强烈的,是宏观环境的某些方面还不利于企业发展,如税率高、管制严、土政策多、管理程序不透明和行政干预等。这些问题如不从法治高度加以解决,不仅不利于企业发展,而且在加入WTO以后,很可能增加大量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国际管理规则与国内管理规则的矛盾和纠纷。
  第六,应注意加入WTO后,不同地区受益和受损不平衡的矛盾。开放地区和发达地区是主要受益者,抵御外来竞争压力的能力也强;经济困难地区和落后地区可能相反,而这些地区大多是沿边和少数民族地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增强其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并加快这些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吸引国内外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经验的进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改变落后状况。
  第七,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加入WTO,外部竞争压力加大,有可能在宏观经济和产业两个层次上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应考虑建立监测和预警系统、决策体系和保障措施。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防止关键领域受外力控制,危及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的能力。(作者为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